1942年，70多名八路军在寺庙入睡。一名战士半夜小便，忽然瞪大眼睛，高喊：“鬼子来了。”谁知，教导员竟表态：“我建议投降！”
1943年深秋的一个雨夜，鲁中博山县城东门附近的一条窄巷里，响起了三声清脆的枪响。一个身穿伪军官制服的男人栽倒在青石板上，雨水很快把地上的血冲成淡红色。开枪的人从墙影里走出来，确认了死者身份之后，迅速消失在巷子尽头。
死者叫孙黎，半年前还是八路军鲁中军区某独立营的教导员，如今他的身份是日军特务队的红人、博山老百姓恨得咬牙的叛徒。
事情要从1942年7月说起。鲁中抗战进入第五个年头，日军在这一年发动了空前残酷的夏季扫荡，企图彻底摧毁沂蒙山区的抗日根据地。独立营奉命在博山县境内分散活动，与敌人周旋。
一天夜里，七十多名战士摸黑开进一座山腰上的破庙宿营。庙年久失修，院墙坍了好几处，殿里满地积尘，但对一支连续行军多日的队伍来说，能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已经算是好运气。战士们倒头就睡，鼾声很快填满了整座破殿。
后半夜两三点钟，一名叫苏成的战士起身去庙外解手。他迷迷糊糊刚解开裤带，忽然看见山下的坡道上亮起一排光点，移动得很快，明显是朝庙的方向来的。苏成一下子清醒过来，那光亮他认得——日军行军时用的手电筒。他顾不上别的，转身冲回庙里大喊敌情。
睡梦中的战士们被喊声惊醒，摸枪的摸枪，上刺刀的上刺刀，都在等待指挥员下达战斗命令。然而营教导员孙黎从东屋走出来之后，并没有布置突围或者阻击，而是把连排长叫进了屋。
院子里其他人不知道东屋里说了什么，只隐约听见争执的声音，有人拍了桌子，有人喊了“不能投降”。片刻之后，孙黎的警卫员王化月从东屋溜出来，径直走向庙门，把门打开了。
门外是日军一个中队和两个连的伪军，刺刀在电筒光下白花花一片。失去了统一指挥的七十多名八路军战士仓促应战，有的抓起手榴弹往人堆里扔，有的挺刺刀扑上去肉搏，有的拼命翻墙往外突。
战斗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，枪声渐稀，二十余人当场牺牲，其余四十多人被俘。孙黎、王化月和一个女卫生员则被日军客客气气地带走，就此脱离了队伍。
孙黎此人的履历，说起来并不难看。他家境殷实，读过几年书，1938年奔赴延安进了抗大，毕业后被派回山东，分配到鲁中军区的政工系统，两年后当上了独立营的教导员。
按理说，这样的干部本该是队伍里的骨干。但抗大能教人理论，不一定能教人骨头有多硬。1942年的鲁中根据地正处在最艰难的时刻，日军反复拉网扫荡，部队几乎天天转移，孙黎在这种环境里待了几个月之后，心里那根弦开始松了。
松弦的另一个推手来自他的一位堂叔。这位堂叔在日军占领博山之后很快投了敌，在伪县公署谋了个科长的差事，隔三差五就托人往孙黎这里带话，内容翻来覆去就是一套：那边的太君赏识人才，过来之后吃穿不愁，何苦在山沟里受这个罪。
孙黎起初还能顶住，但随着扫荡越来越密、日子越来越苦，那些话就像钝刀子一样，一下一下把他的意志给割断了。1942年夏天日军发动大规模扫荡之前，他已经通过堂叔的渠道和日军特务机关搭上了线，达成了默契。庙里那一夜的开门，只不过是一场事先谈好了价码的交易。
投敌后的孙黎被任命为博山县特务队副队长，换上了一身笔挺的伪军官制服，腰间别着王八盒子，出入有勤务兵跟着，和他自己说的“暂时投降、保全实力”完全不是一回事。他干的头一件事，就是带着日军去抄了独立营之前藏匿物资的几个秘密点。
紧接着，他又根据自己掌握的内部情报，协助日军破坏了鲁中军区在博山、淄川一带的多个交通站和堡垒户，好几个隐蔽多年的联络员因为他被供了出来，惨死在宪兵队的刑讯室里。
博山的老百姓很快记住了这个名字。街头巷尾的议论里，孙黎两个字前面永远挂着“狗汉奸”“孙贼”一类的字眼。八路军的敌工部门也在密切跟踪他的行踪。锄奸队的档案里，孙黎的代号是“蝎子”，被列为鲁中区必须清除的叛徒之一。
锄奸队跟了他整整一个秋天。1943年入冬，终于摸清了他每周会去县城东门一个相好家过夜的习惯。11月23日夜，天降小雨，街上行人稀少。锄奸队骨干赵子明、曹方斋带领五名队员提前布控在必经的巷子里。
夜里十一点左右，孙黎带着一个勤务兵摇摇晃晃地从巷口走来，浑身酒气，嘴里还哼着不伦不类的小调。当他走到巷子中段时，赵子明从门洞里闪出来，借着雨幕的掩护抬手便打，一枪命中胸口，一枪击中头部。
孙黎当场毙命，勤务兵吓得瘫在地上，被补了一枪托之后也被捆了起来。曹方斋上前验明正身，一行人迅速撤离。第二天，孙黎被处决的消息贴满了博山城的大街小巷。
孙黎死后不到半年，当初给他开庙门的王化月也被锄奸队在赶集的人堆里认了出来，押到村外公审后枪决。
那座山腰上的破庙，后来被当地百姓修整了一番，供上了在那一夜战死的二十多名烈士的牌位。鲁中一带上了年纪的人提起那件事，总会说一句话：人可以穷死、饿死、战死，但不能跪着活。但凡跪下去的，迟早都得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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